一九三四年十月，华沙，一家不起眼的旧旅馆。
一个男人坐在窗边，百无聊赖的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，他今年五十一岁了。头发有些花白，脸型方正，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——那是很久以前在军队里留下的。
他的真名叫埃里希·汉考克，德国人。
一九一九年，韦格纳革命成功之后，他留在了政府里。
不是因为他拥护共产党，是因为他需要一份工作。
汉考克在旧德国政府里管过财政，管过民政，管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部门。
他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也不是小角色。
他知道怎么在体制里活着——不冒头，不落后，不站队，不表态。上面说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不问为什么，不问对不对，只问怎么做。
这种人在哪个时代都能活。
但在德国新政府成立之后，汉考克的这种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韦格纳开始搞整风运动了，汉考克开始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。
汉考克算了一笔账。他在旧政府干过，历史不清白。
他从来没有真心拥护过共产党，态度不端正。他的工作成绩平平，不积极。
三条全中。留在德国，迟早会被筛出来。等被筛出来的时候，就不是丢工作的问题了，是丢命的问题。
不久，汉考克就离开了德国。
他没有去西方。英国、法国、美国，那些地方查得严，他这种从红色德国跑出来的人，到了那里会被反复审查。
汉考克受不了那个，于是乎，他选择了波兰。
波兰当时还是半红不红，还没有彻底倒向共产党。波兰的边境松，查得不严，有钱就能进来。
汉考克带了一笔积蓄，不多，但够他活一阵子。
他没想到，波兰也变得那么快。
波兰共产党上台之后，汉考克的钱很快也就花光了，波兰也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。
他一个德国人，没有护照，没有工作许可，没有合法身份。
他不能抛头露面，不能找正经工作，不能跟太多人来往。他像一只老鼠，躲在华沙老城区的一间旧旅馆里，靠着最后一点碎钱，一天一天地捱。
捱不是办法。他开始动脑筋。
他手里有什么？他知道德国的人事制度、组织架构、审查流程。这些东西，在德国是公开的，但在波兰，是值钱的情报。
与此同时，汉考克也开始接触一些英国人。
他在旧政府里管过经济统计，跟英国大使馆的人打过几次交道。那些人后来有的回了伦敦，有的调到了别的国家，但名字和联系方式，他留着了。
汉考克给英国军情六处写了一封信，是一份关于德国财政体制的报告。
于是乎，就这样，汉考克和英国人就这么搭上了线。
英国人给的钱不多，每月一百五十英镑，但够他在华沙活下去了。
汉考克开始接触波兰的右翼分子。
这些人在波兰并不难找，汉考克找到他们跟他们说，
“我是从德国来的。我在德国有一个组织，跟法国、英国的人都有联系。我们有资金，有计划，有人手。”
汉考克还给波兰人看了一些东西。那是几张旧照片，他在德国政府工作时拍的，穿着制服，坐在办公室里，桌上堆着文件。
几张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——关于韦格纳整风运动的报道，关于干部被处理的新闻。
他指着那些照片说：“这些人，我都认识。他们现在有的在监狱里，有的跑了，有的死了。我能跑出来，是因为我有办法。你们跟着我，不会吃亏。”
波兰人就这么相信了。倒不是因为汉考克有多厉害，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人来相信。
他们是一盘散沙，没有钱，没有组织，没有外援。汉考克来了，带着德国人的身份，带着英国人的钱，带着一个“横跨欧洲的组织”的谎言。
他们需要这个谎言。
汉考克给他们钱。不多，每人每月几英镑，他给他们出主意——不要搞暴动，不要搞政变，罗马尼亚的下场你们看到了。
要学共产党，从基层入手，从农村入手，从老百姓的怨气入手。
他给他们画大饼——德国那边，有好几百人等着；法国那边，有前贵族在支持；英国那边，军情六处的人随时可以帮忙。
等时机成熟了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推翻波兰政府。
波兰人听得热血沸腾。他们不知道，德国的“好几百人”是汉考克编的。
他们不知道，法国的“前贵族”是汉考克从报纸上看来的。他们不知道，英国军情六处给他的那点钱，连他自己都养不活，更别提什么“里应外合”了。
汉考克坐在旅馆的窗前，想起了德国。想起了他离开的那天。
他站在火车站台上，手里拎着一个旧皮箱，口袋里揣着几百马克。他没有回头。他知道，他再也不会回去了。
他在德国是一个逃兵，一个叛徒，一个历史不清白的人。
但他不后悔。他从来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他不信共产党，不信社会主义，不信天主教，不信任何主义。
他只信一样东西——活着。好好活着。
为了活着，他可以做任何事。给英国人写报告，给波兰人编故事，给右翼分子画大饼。
这些对他来说，不过是谋生的手段罢了。
这时，汉考克的房门被敲响了。
三短一长，是他跟波兰人约定的暗号。
汉考克把烟掐灭，站起来，走到门口拉开门。
进来的是科莫罗夫斯基——就是那个在扎布诺村附近组织集会的右翼头目。
“汉考克先生，”科莫罗夫斯基把布包放在桌上，在汉考克对面坐下来，“出事了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皮奥特罗夫斯基神父被捕了。还有马莱茨基。内务部的人动作很快，我们好几个据点都被端了。”
汉考克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。
“谁干的？”
“内务部。他们早就盯上了。我们的人太大意了。”
汉考克摇了摇头。
“不是大意，是你们太急了。我跟你们说过，不要急着发传单，不要急着搞集会。
先渗透，先发展，先扎根。你们不听。现在出事了，来找我了？”
科莫罗夫斯基低下了头。
“皮奥特罗夫斯基知道多少？”
“他知道我们几个人的代号。不知道真名。但他知道教授的存在。”
教授是汉考克的代号。
“科莫罗夫斯基先生，你听我说。”汉考克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很稳。
“皮奥特罗夫斯基不知道我的真名，不知道我的住址，不知道我跟英国人的联系。
他就算全招了，也找不到我。但你们不一样。你们跟他打过照面，他知道你们的长相，知道你们的活动地点。你们必须马上转移。”
“转移到哪里？”
“先离开华沙。去乡下躲一阵子。等风头过了，我再联系你们。”
科莫罗夫斯基点了点头，站起来，拎起布包，走到门口，停下来。
“汉考克先生，德国先生们那边，会不会受影响？”
汉考克笑了一下。
那个笑容很自然，很真诚，
“德国那边的事，你不用操心。我们的组织比你们严密得多，不会出事。你把自己的事管好就行。”
科莫罗夫斯基点了点头，推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汉考克一个人坐在房间里，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
波兰人会不会顺藤摸瓜抓到他呢，但汉考克转念一想，皮奥特罗夫斯基不知道他的真名，不知道他的住址。
他只是“教授”，一个声音，一个代号，一个永远见不到面的人。
他想，英国人那边会不会断了他的钱？也不会。
他写的那几份报告虽然不算什么核心机密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。
英国人花了那么点小钱养着他，不亏。弃之可惜，食之无味，正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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